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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的身后事:陶瓷明器简史

来源:互联网作者:admin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04-11

明器,又作“冥器”、“盟器”,是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。一般用陶土、竹木和石头制成,也有一些是用玉、金属、纸等材料制成的,用以安慰死者之灵。

《札记·檀弓下》曰:“其曰明器,神明之也。涂车刍灵,自古有之,明器之道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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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萌芽时期

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,中国古代的明器制度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。在距今1.8万年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葬中,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女性头骨的外面,发现有7颗穿孔的小石珠。

这些小石珠的制作都很精细,必须经过磨、钻等工艺才能完成。石珠的表面,都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。很显然,这种项链之类的装饰品是专为死者制作的随葬品,应推为中国古代明器的始祖。

到新石器时代,中国古代的明器制作已经相当发达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随葬品中,除一部分属于实用品外,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为死者专门烧制的明器。

这些明器大多依照日常用具制作,还有一些是家畜、房屋等物的模型。总体来说,原始社会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,可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具、装饰品、礼器、玩具和食物遗存。

明器制度所具有的等级观念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具备,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同一墓地中随葬品的组合、数量和质量的显著差异,就说明了这一点。用明器随葬这一意识形态高度发展的产物,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形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丧葬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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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发展时期

“仲宪言于曾子日:‘夏后氏用明器,示民无知也。殷时用祭器,示民有知也。周人兼用之,示民疑也。曾子曰:“其不然乎!其不然乎!夫明器也,鬼器也;祭器,人器也。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!”

——《礼记·檀弓上》

从中可以看出,此时,明器已被正式确立为死者阴间享用的随葬品

以二里头文化墓葬为例,在郑州上街、洛达庙、洛阳东干沟、东马沟、偃师二里头以及晋南东下冯等墓葬遗址中,出土有鼎、豆、觚、爵、鬻、盘、罐、盆等陶器,而主要以罐、爵、盉为组合。

爵、觚、盉等酒器在此时的随葬品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它们多被奴隶主用作礼器随葬,陶质明器开始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进入随葬品的领域,此时流行的还有大量的玉质明器和铜质明器。

在商代明器中,除以青铜制作的礼器外,还有用玉、石、骨、牙、白陶和木制成的器皿。陶质明器多出现于商代小型墓,主要种类有斝、爵、豆、鬲、簋、盆(或钵),有极个别的墓随葬陶罐、陶大口尊等器。随葬的陶明器以饮食器中的鼎为主,酒器少见。

西周平民只有陶器随葬。西周早期,随葬陶器种类,多数地区是鬲、簋、罐、豆,西安以西地区多是簋、豆两器。西周中期以后,陶明器的完整组合一般是鬲、盆、豆、罐。南方地区的西周墓,用大量的原始青瓷随葬也是其特点之一。

商周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明器开始出现,那就是“俑”。俑为中国古代丧葬中用以随葬的偶人。

《礼记?檀弓 下》:“孔子谓为刍灵者,善;谓为俑者,不仁。”

《孟子?梁惠王上》:“仲尼曰:‘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?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’” 

俑是人殉制度演变的产物,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成人形,故称“刍灵”。大约到西周初年,洛阳等地的小墓则出现了玉质奴隶俑。

春秋战国时期,用俑殉葬的习俗开始流行起来。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陶俑随葬。汉代以俑陪葬的风气更趋普遍。从所作俑的质料来说,不仅有陶、木制作的俑,而且还有用石质和金属制作的俑。

在西汉时期,帝后陵墓附近的丛葬坑和陪葬墓,都出土有较多的陶俑。

东汉时期,用陶俑随葬的习俗仍然盛行于中原一带。与西汉时期相比,这一时期的俑大多为反映地主庄园生活的模型明器,家畜、家禽模型和奴仆俑的流行是其主要特征。

在东汉末年,随葬陶俑中还出现了武装部曲的形象及高大的楼橹坞堡模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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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转变时期

春秋时期, “礼崩乐坏”在明器制度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。按照礼制的规定,平民是没有资格用鼎随葬的。

一些平民模仿贵族的礼制用鼎随葬,冲破了士与庶人的界限。如在洛阳中州路、安阳后冈和山西侯马上马村等地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的小墓中,随葬品的组合就以鬲、豆、盆、罐或鼎、罐、盆、鬲等仿铜礼器的陶质明器为主,明器成了这些小墓主人僭越礼制的工具。

战国时期早期的大墓还保持着传统的葬俗,但到中期,明器制度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即用成组的陶质仿铜礼器和生活用器中的陶质灯、小壶、鉴等明器随葬;到了晚期,中小型墓的随葬品也几乎全是用仿铜陶礼器,且其组合具有多种形式,有的为鼎、盖豆、壶、區,有的是鼎、敦、壶,而更多的是壶、敦或罐、敦及尊、敦等。

引人注目的是,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反映墓主财富和生活面貌的陶囷、陶车和陶牛等模型明器。